忆往昔——心之所向，梦之所起

还记得在这座宁静的河南大学校史馆内，珍藏着这样一本厚厚的书——《九十年沧桑》，封面是作者张静吾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面容清瘦，一双眼睛明亮而含着笑意，炯炯有神。这位籍贯巩县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博士，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着刚强执拗的意志。他出生于20世纪初，逝世于20世纪末（1900-1998），享年98岁。他的一生横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抗日战争、中国政权的交替。在他的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一双眼睛如此的坚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春雨兮兮，阳光洒落于银杏树上，斑影绰绰；风雨吹拂窗下剪烛，萧萧瑟瑟，似是诉说那悠然岁月。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的张静吾随之考取了东京医专，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统治下民众的疾苦，深感痛失国之悲哀。在爱国和进步思想的驱使下，他执杖参加呼应北平学生进行“五四运动”的千人游行，反对中国驻日公使的媚外行动。是年，先生愤然归国，进入上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学习。他深知故步自封不足以图存，引用西学乃报国之捷径，于是，他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临床课程。

（前排右四为朱德，中排右五为张静吾）

留德期间，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医学理论建设的先进，令他无不为之感叹。因为当时中国落魄的境况，在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受人冷眼，先生内心油然而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暗下决心想要让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在世界具有一席之地。学习之余，他积极奔走于柏林等地医学院校听名医讲座，利用暑假到医院外科、妇产科、病理解剖等实习，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获取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国家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结识了同在哥廷根城留学的政治思想家朱德、孙炳文等仁人志士，他们经常一起交谈、聚会；交流传阅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使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40多岁的朱德与他谈到黄河经常发生水灾时，朱德说：“要想治理好黄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句话深刻印在先生心里。正是这段国外深造的五年经历，无论是从医疗技术水平上还是政治思想上都使他从爱国、进步思想逐步形成日后所具有的鲜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坚定了为祖国医学事业献身的志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出类拔萃的他，毕业之际受到国际著名神经科学家Schultz的青睐并以高薪聘请其任助教一职，但为了他所热爱的国家，为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先生还是选择了放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峥嵘岁月——生如逆旅，一苇以航

1927的河南经济凋敝，民病无医，苦不堪言。归国后的张静吾深感仅仅作为一位治病救人的医生已无法改变这一社会状况。于是27岁的他立志从事医学教育，从培养医学人才这一根本源头入手，提高中国人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水平。先生以北京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医师的身份，拜访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校长凌冰，建议开办医学院。但鉴于当时的中山大学设有文、理、农、法四科，唯缺医科，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奔走于当时任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力陈增设医科之必要所在，希望以培养医学人才，解除病人真正的痛苦。在刘主席批准之下，开始拨专款筹建河南大学医科。因先生受命需前往上海为前线采购医疗器材，不能亲为建校，遂设法联系医学人才到河南工作，特别引荐自己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到河大任教。1928年，河南大学开始设置医学学科，第一班招收学生40名，学制6年（预科2年，本科4年），由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生陈雨亭任医科主任。1929年，招收第二班，学生50名，学制改为8年（预科3年，本科5年），校部改聘阎仲彝主持医科。1930年9月，奉教育部令，医科改称医学院，停办预科，学制6年，教师多为德国、瑞士、日本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还有外籍老师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医学院也建立了自己的附属医院，开设病床70张，分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和化验科，每日应诊者百余人。至此河南中山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河南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开启了河南省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填补了中原地区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

九十年的沧桑，河医历久弥新。随记忆走进那间废弃了的门诊小屋，片片蛛网悬挂在墙角，桌角的诊断书早已泛黄，破旧的X光机积淀厚厚尘土，虽狭小而简陋，但承载这几代人的医学梦想。轻轻碰触那斑驳的病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仿佛在倾诉着往事......

医科开办之初，时任校长张仲鲁主张裁科并系，医科在裁撤之列，省府也指令医科缓办。当时，学生纷纷转系，二、三年级仅余27人。经全院师生竭力反对，多方呼吁，医科始得恢复，此后医科改为医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医渐渐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建院，无论艰辛、无论风雨，他们始终坚守初心……

（河南大学医学院）

1934年，张静吾回到阔别16年的母校，任医学院院长。不难想象，这时的医学院一无所有，先生在讲课之余，经常徘徊于医学院破旧的大楼周围，脑中不停地思考着医学院面临之种种，师资不足、设备简陋、经费短缺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致命问题，同时，其他部门掣肘的现状时有发生，发展医学事业谈何容易？医学教育不仅需要学生扎实掌握医学理论知识，还需要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医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因缺少学生实习基地，导致毕业生实际操作能力差。他知道急是没有用的，唯有用时间分段的方法循序渐进以达到小而精的目标才切实可行。于是，先生将关乎医学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建设定为首要目标，在此任期间，商得校方同意，筹建门诊房一所，面积约2500平方米，内设各科诊查室、药房、化验室、X光室、手术室。鉴于病房仅有数十间简陋的旧式平方，他向英康款委员会请准补助费15万元，购置了一批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并建起可容纳120张病床的病房楼。每日由医学院教师轮流带领学生前往看门诊、查病房。又与省立医院（位于开封河道街）订立合同，以该院为学生实习基地，使医疗、教学和学生实习工作得以逐步开展。为适应医学基础课的发展需要，1936年，在解剖和生理学馆的基础上又增建了细菌学馆和病理学馆。医学学科的建设就像建造房子，房子已搭建成形，内涵装修又是一大工程。张静吾始终认为，医学教育最根本的核心任务就是“立德树人”，尤其医学生培养更是马虎不得，医学生培养的不好，就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全国范围上下优秀的医学教师少之又少，一名合格的教师要做到博古通今，否则知识面太过狭窄，不仅课教得不好，科研工作亦受限制，做临床工作也会出差错。就张静吾回忆“我初到学校时，第一届毕业生已经选定出六名学生作为留校助教，但仅此还不够，当时全国医学界师资十分紧缺，我们依靠不了别人，唯有的办法是我们自己培养，随即我决定将这四名助教送到京、沪一些较好的医学院进修。”他的举措实为河医乃至整个国家的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之计，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学教育委员会秘书的大力支持下，医学院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医学教育体系。

 
（河南中山大学医学院研究会成立纪念照）

与此同时，先生秉持立德树人，兼济苍生的信念，以普及医学知识，活跃学术空气的宗旨，大力发展“医学研究会”。曾请鲁斐然教授作关于“运动与人生”、陈作纪教授作关于“皮肤卫生之重要及与水之关系”、阎仲彝教授作关于“刺激治疗之中西观”、梁之彦教授作关于“生理学在医学中之位置”等学术讲座，编辑出版了《河南中山大学医学》季刊、《医学》周刊、《农学与医学》等学术性刊物。研究之风在学生中也日益浓厚，成立同学会的当天，张静吾参会发表感言：“早上进入校门，见到许多的红绿标语，标语上说，医生要到民间去，这实是一种可贵之言，目前我国学医的人，十有八九，都集中城市，因为城市生活优良，且便于营业，这是大大的错误。诸君既然决心到民间去，请将身体练好，技能学好，将来很可在民间，扩大医事建设，来拯救大多数人的苦痛。”张学良曾参观医学院，在参观学生宿舍过程中，发现学生枕头的辩证法读物，可见医学生阅读兴趣之广。直至今日，据河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讲述，医学院创办之初，师资多以同济和留德博士为主，学生也多为优良之才。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张劭，就曾因药物研制方面的贡献，入选英国皇家院士。河医一路走来，靠的是勤勉治学，是师长们的殷勤滋养，是莘莘学子的艰苦奋斗，这是河医之光，更是中华崛起之希望也！

战争，无论之于国家、民族，还是之于广大的普通民众，都意味着太多的磨难与伤痛，尤其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幸运的是，在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为了民族、国家抛洒热血，谱写出了一部恢弘壮丽的英雄史诗。先烈的故事被讴歌赞颂、口耳相传，而于抗战中付诸努力的普通民众，则常被简写为一个集合名词，暗藏于历史的细枝末梢之间。当我们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重新翻检，从身边老人的记忆中细细追寻，历史的面貌有了更为生动鲜活的展现。曾有这么一群河医人，他们从废墟中挺立，从屈辱中新生，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诠释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北平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师生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奋起救亡，广泛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屈辱外交”“对日抗战、开放学生运动”等项要求，因请愿遭到推诿，学生们高呼口号涌向南关火车站，卧轨索车，晋京请愿。隆冬寒夜，北风呼啸，候车室、站台、路轨上，涌满了学生。他们忍冻挨饿，毫不畏怯。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和阎仲彝、鲁斐然等教授都亲自购买食品，到火车站看望学生。师生们还通过创办出版抗日救亡刊物《捍北》，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抗日士气，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觉醒。1938年台儿庄战役打响后，大批抗日负伤官兵从前线战场经陇海铁路向后方转运。据时任河南大学刘季洪校长回忆说：“当时，开封常有伤兵过境，因火车拥挤，有时需在车站停留一、二日，医学院师生组织救护队，每日在车站为过境伤兵换药治疗，前后达16000余人。另在学校成立一临时伤兵医院，收容重伤500余人，照料医疗均较一般伤兵医院为优。”此时的张静吾看到无数战士因伤痛而无助的呻吟，感到痛心疾首。他深知仅凭医学院师生的力量极其有限，中国还有成千上万个战士急需医疗救治，于是他辞去院长一职，亲赴南京，面见时任军政部军医署张建署长时，他说“许多医学院校都迁到大后方，教学医疗均处于动荡不安中，战时当以抗战第一，军医署可利用高校医学院的人才优势，令各医学院校承办一重伤医院，以增强前线重伤员救治能力，同时，使医护人员的爱国热情亦有用武之地”。张建十分欣赏先生独到的眼光和卓识，随即采纳了这个建议，以军政部之名义，全国组建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一重伤医院院长，由于先生无法马上离开上海，所以改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以支援抗日。同时，他还协助河南大学医学院承办了军政部第十一重伤医院。第十一重伤医院在附设医院院长郭鑫斋教授带领下共赴国难，他们经信阳、武汉、常德、桃源，沿沅江逆水而上，过沅陵至湖南辰溪，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4年，第十一重伤医院奉命撤销。这群飞离了雁阵失落的孤雁，从此漂泊在外，流落湘西，无一生还归巢。

日寇的隆隆炮响，铁蹄逼进中原，打破了往日宁静的校园，战火曳空，国殇民恸。医学院为免遭战火涂炭被迫离别开封，随河南大学迁移至镇平县再转至嵩县。带着对日寇的满腔愤怒，踏上了心酸、坎坷的八年流亡之路。流亡迁徙的医学院办学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医学院失去了附设医院的支撑，教学图书及药品、医疗器械等设备不足，学生也无法进行临床实践。受河南教育界吁请，张静吾应邀重回母校，再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溯风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数千中原父老、医学院师生欣闻老院长赴任，前出二十里夹道相迎。先生的到来，为战乱中坚持办医学的广大师生带来了新的希望。

清晨傍晚，山径上，林溪间，学生们常常手执一卷，苦修不厌。每至黄昏时分，小油灯次第亮起，一盏一盏，一户一户，仿佛化作满天星辰，点缀着无比灿烂的历史的天空。医学院在嵩县如此艰苦环境中，张静吾始终坚持教学，及时复课，从未间断。医学院课程繁重，设有41门必修课，每天都安排6节课及2节实验，虽然学生们无课本可依，全赖上课时记课堂笔记，但均感读书时间之宝贵，故研读风气尤胜过去。这期间，学生们尤喜上先生的课，他治学严谨，教学方法灵活，举例通俗易懂，重点突出，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经常举一反三地提出问题，而且不断练习基础课程，使学生们在学习临床课时，能和基础课紧密联系。正是先生这要求严格及良好的教学方法，学生们对他所讲课程的学习，均取得较好成绩。教学之余，先生还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针对嵩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情况，他主张开设医院，日夜应诊，为当地群众看病。还在当地招收几批高中毕业生，经过精心培养，使之成为合格医生，切实解决山区缺医少药的难题。同时，结合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医学院一方面组成由单德广教授牵头的嵩县地方调查团，深入街道、农村了解病情，寻找病源，致力研究地区流行黑热病。一方面因陋就简，就地取材，采用吐酒石（酒石酸锑钾）作静脉注射，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由鲁斐然教授和单德广组织成立病理研究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常见病，提出治疗方案，历时5年之久，收获甚大，对教学、科研及河南民间常见病的防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学生会还定期组织开展学术活动，学术部编辑出版了3期《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医学丛刊》。正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校友张效房教授回忆“在嵩县，民房、破庙，只要能用得上的都成为了学生的宿舍和教室，校长、教授、学生与农民同饮一缸水，同点一盏灯，因陋就简，顽强执着，从未因战乱而影响教学科研。”此时的河南大学被国民党教育部认为是一个奇迹，被誉为孤悬敌后的“华北唯一最高学府”。医学院也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医学院第3名。

1944年5月，日军侵占了临汝，并企图继续西进威胁嵩、洛地区，学院匆忙迁离至潭头镇。15日上午，大雨滂沱，山洪陡发，山陵纵横，炮声轰鸣，两路日军攻入潭头镇。未及撤离的河南大学师生四散逃避却无从安身。医学院师生因初至潭头，人地两生，盲目奔逃的人流在往北山途中突然遇敌，日军骑兵开枪射击，当场6人死于非命，并有一部分师生被敌人俘虏或杀害，被俘者，其中就有张静吾。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他在《自传》中写到：“上午寇进攻洛阳时，其左翼部队道经嵩县、卢氏包围洛阳。因此医学院由嵩县城迁往潭头镇大学本部，喘息未定忽报日寇临近。我因初到潭头，人地两生，故在向北途中与日寇相遇被俘，同行学生数人投井自尽，我家属被杀害，侄受重伤，医学院公物和私人什物，全被日寇抢劫一空。我本人决心不随日寇，保我民族气节，隧乘机跳入深沟，只身逃回，回忆起来，真是虎口余生。”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河南大学死难师生及家属达16人，失踪25人。教室、实验室被洗劫一空，房屋被焚，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历经五年呕心沥血营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幸存的师生在饥寒交迫中踏上了继续流亡之路，历时月余长途跋涉，才陆续逃亡至豫鄂陕交界处的淅川县荆紫关，散居于百姓家中。因丢失的仪器、图书尚未找回，加之未走出潭头惨案的阴霾，困守在荆紫关的师生四月有余，迟迟不能复课，师生离散。先生在给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信中写到：“嵩县潭头沦陷迄今已四月有余，痛定思痛，感愤实多，个人遭遇固属愁惨，无奈何只有归命运而已，然惨淡经营十余年之医学院今竞整个付之东流，实属痛心。”直至1945年4月，医学院全体师生又逃亡至宝鸡，一路跋山涉水，一路烟飞星散。苟且生存，草行露宿，饱尝艰辛，终得片刻安宁。而张静吾则留在西安，为食管断裂的侄儿求医，院务由朱德明、张铭斋、徐云五等教授组成委员会主持。期间，他只要空闲，就到西安军医分校讲授神经病学或到老同学开设的医院行医，并且定期到宝鸡为复课的河大医学院毕业班补课。

一切都像重新洗了牌一样，慌乱，无序，但即使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河医全体师生仍坚持不改初心。他们振奋精神重新复课，他们坚守岗位，日以继夜。这就是河医，他们不畏牺牲，抛头颅，洒热血，驱倭寇，救危亡，染我素衣白裳，尽显书生刚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鼓瑟之声，欣欣然姗姗来迟。犹如春草新生，一切都还能重头再来，再次与河大医学院相连已是几年之久了。突遭家破人亡的张静吾悲伤与恒，也曾想离开这个伤心的是非之地，远至西安。但他的心仍心系河医，心系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走得远了，来时的路便渐渐模糊，归家之心也愈演愈烈。

（图为国立河南大学由宝鸡返回开封的集体合照）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告终。10月，医学院随河南大学一起，从宝鸡返回开封旧址，结束了8年颠沛流离的流亡史。经过战乱的洗礼，校园原址一片疮痍，千疮百孔，校内设施均被洗劫一空。日军还在大礼堂东侧，修了一座火葬前的祭坛和跨越至东城墙上的天桥，作为小众天皇的归升之途。医学院的教室、学生宿舍楼、地下室均被日军拆毁，荡然无存。这时的张静吾第三次被聘任为医学院院长，修复校园，成为当务之急。在刚刚失去妻子和照顾身负重伤侄子的阴霾下，张静吾从未被打垮、退缩。回到校园，他立即带领师生开展重整校园活动，清理废墟。为了重建医学院，他多方奔走，殚精竭虑。筹得联合国以及英美等国成立的河南救济分署借款20万，该分署还援助了医学院300张病床的全套设备和一些临床所需药品、X光机、小型器械等，为教学和医疗工作的尽快恢复铺垫了基础。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英技术合作馆馆长李约瑟代表英国救济会到河南大学访问，援助了100万美元。张静吾派人从华西大学医学院购回一批教材、挂图、标本等教学用具。经过多方努力，修复了病理学馆、生理学馆、解剖学馆、细菌学馆，新建了药理学馆。这些学馆为各科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复员后的医学院，位于校园西边，前面为附属医院，一排平房作门诊部，病房是一栋两层楼房，中段为教室及各学馆，并将原来的一间大教室改成阶梯教室。有教授17人，副教授5人，讲师、助教26人，学生250人。附设有高级助产学校、护士学校、附属医院、助产医院。1946年春正式开学，附属医院亦开始应诊，收治病人。并与省立医院合作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医学院教学、科研、医疗等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正常并快速发展，可谓解放前21年间的鼎盛时期。1946年，黑热病在河南严重爆发，它是由利什曼原虫所引起，通过白蛉叮咬传播的寄生虫病，传染性极强，人体感染该病后，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90%以上的患者2年内将因合并感染其他疾病而死亡，因此危害较严重。医学院利用联合国救济总署领到一些医治的药品（锑剂），设立门诊部，为患者免费治疗。还成立了黑热病防治队，王伯欧担任队长，以许昌信义医院为中心，巡回豫西各县，积极开展黑热病的研究防治工作，最终黑热病在河南被消灭。王伯欧的《河南之黑热病》、李赋京教授的《中国之日本住血吸虫病及其管制》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上，学生们也组织起一些科研团体，如“惠济医学会”“内脏讨论会”等。

我们常说，圣人之心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医者之心无怨心以患者之生为责。张静吾或许从来没想过此生要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事，只一颗常心想让河医和祖国共同成长，让河医培养出的学生扎根在祖国大地。他总是说：“医生是要治病救人的，更确切地说是医人也医心，医学教育应该从生物模式走向社会模式，也就是要涉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医生与病人更应该靠心去建立关系，而不是靠冰冷的仪器架子。医生是社会上崇高职业的一种，他们是人民的保健者，又是人民生活和工作的指导者。真正的专业人才，就是必须坚持专业基本原则外，还包括为人的品格和道德、性格和言行。必须是正大光明、正直无私，不以感情用事，不仅在学术上有成就，还需有刻苦创业的精神。”河医对于他来说更像是自己的孩子，成长之路懵懵懂懂，磕磕碰碰，从衣衫褴褛，变为今天的绚烂明丽，都离不开他的坚定执着的毅力，无论面对何种困境，他都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主持着河南大学医学院。

看今朝——梦之所予，行之所往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人，它见证了河医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从朝气蓬勃到艰难困苦再到坚韧不拔，这所有无不倾注了河医前辈们不离不弃的治国执医之心，不卑不亢的追梦之心。对张静吾而言，每次和河医的相遇，都在它最为危机之时，也许是他成就了河医，也许是河医成就了他。

正当大家为抗战胜利而欢欣鼓舞，还没来得及抖掉战争的风尘，残垣废墟还没有来得及重症旗鼓，国共内战却突如其来地爆发，战火再次燃起。战争连绵不休，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1948年6月21日开封第一次解放。6月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下令：河南大学迁往苏州，9月1日不到苏州报道者一律除名。”政令如山，不得违抗。张静吾无奈，只能奉命带领医学院和附设助产学校、护校及附设产妇科医院，再次随国立河南大学约3200余名师生和家眷迁徙苏州。临走之时，先生与病理学馆鲁斐然教授商议，由他带领部分师生和教学使用的挂图、师生常用药品前往苏州，全权委托鲁斐然教授留守开封，照管图书、设备等医学院全部家产。燕燕轻盈，莺莺娇柔，姑苏虽好，却无处落脚。张静吾抵达苏州后才知道国民政府企图是天下两分，划江而治，寻机举校迁往台湾，苏州只是临时中转站。他们身在异乡，教舍食宿都尚无着落，举步维艰，师生生活陷入困境。真乃是江南虽好是他乡，逢此百罹悲歌泣，山河破碎风飘絮，国立河大雨打萍。在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下，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一片混乱。师生们最初在苏州中学、吴县中学和金门外一些旅社暂住，由于经费无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教师们所得的微薄薪水实难糊口养家。不少教师只好设法到外校兼课，得一点报酬以资补助。许多学生则身无分文，流落街头。8月3日《苏报》以《河大无校舍——姚校长将邀请各界协助》为标题，求助苏州军政要员，各界社会贤达，帮助觅定校址，以安顿苦难之河大莘莘学子。医学院被安置在中正路饮马桥，助产学校在天后宫大街西海岛。学生临时宿舍安置在苏州市公园路南端，寄学在博习医院（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校的教室里复课，博习医院承担医学院的临床教学任务，并与1948年10月10日河南大学在怡园校本部举行正式开学典礼。是博习医院鼎力相助，才使河南大学医学院摆脱困惑，走出窘境。

开封第二次解放前夕，已迁苏州的学校当局以停发工资、扣压学生公费等手段，要挟留汴员工将图书仪器装箱南运，又令减少医学院及河大农场留汴职员数量。鲁斐然教授坚持医学院所有设备不得离汴，表示在任何困难下，都要恢复医院的正常工作，为中原父老乡亲医治病痛。但在多方威胁下，还是将医学院能移动的仪器和图书共41箱，装运苏州，又一部分人员再次赴苏。因苏州无房舍，只好原封不动地堆放在苏州体育场学生宿舍楼下和走廊内。直到开封第二次解放后，鲁斐然教授亲手将保留在开封未运苏州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图书、仪器、设备等完好地移交给解放军开封军管会接管，组成开封市临时战伤医院。战伤医院隶属中原军区卫生部领导，施行军事化管理。11月，为适应我军战略决战形势的需要，在中原军区领导下，以中原军区第四纵队卫生学校及原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留汴人员及物资为基础，在原医学院旧址上成立了中原大学医学院，翌年4月，河南军区卫生学校和58军卫生学校部分人员相继并入中原大学医学院，为部队培养医务人才。中原大学医学院下分教务处、细菌学馆、病理学馆、生理学馆、解剖学馆、药理学馆、总务科、一、二、三、四部等11个单位。5月，一部分学生随第二野战军过江南下抵南京后，改为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后又入川在重庆组建第三军医大学（1954年合并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现陆军军医大学），一部分留汴继续学习深造。

12月，姚从吾获准辞去校长职务。苏州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人心涣散，办学举步维艰。有亲友、老同学等多次劝张静吾到台湾，有关人士甚至已为他买好了去台湾的机票，但想到医学院的师生，自己的医学教育事业、祖国和故乡。再加上他对国民党反动腐败已有深刻认识，便拒绝赴台。在他以往接触的进步人士经历中，使他对共产党治理国家和发展教育有了信心，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这一方，毅然坚持留在苏州，等待解放。教育部常委次长田培林数次函约张静吾，意欲任命他为河南大学校长，但先生坚定地拒绝了田培林的任命。师生推选郝象吾、张静吾、马非百三人组成维持会，即河南大学最高三人小组，全权決定河大的一切事宜。1949年6月，先生终于不负重任，将河南大学完整无缺地交给新中国政府。中共河南省委派郭海长为代表，到苏州市接河南大学回到了中原大地一一开封。迎着新中国的朝阳，开始步入新的历史里程。医学院建国前21年，共招收学生1020人，共毕业学生778人。其中：本科班316人，护士班194人，助产班268人。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苍夷、百废待兴、内忧外患。张静吾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他受重托赴上海聘请教授数名，壮大了河南大学的师资队伍。10月，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打响了对“联合国军”进攻的第一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1年，医学院先后抽调两批志愿医疗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做医疗救护工作。那些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出无数伤员，挽救无数生命的河医赴朝医疗队的队员们，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捍卫了国土和民族的尊严。他们秉承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救死扶伤，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爱国主义不朽诗篇，开创了河医医疗队跨出国门之先河。这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这份荣光，是河医人的骄傲。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开始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经中南教育部批准，医学院开始独立建院，改为河南医学院，归中央卫生部及中南卫生部领导。1956年河南医学院迁至郑州，张静吾负责筹建新校舍。同年，他任医学院副院长。在工作中，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从未消沉，仍著书立说。从1974年开始，他主要从事医学翻译及编辑工作，译有肝炎和神经科德文资料近百篇。

忆往昔汴京城，岁月再回眸，每一次坎坷，都承载着历史的变迁；每一幅老照片，都是永恒之巅的回忆。先辈洒下的血泪早已化作花草下的殷殷沃土，归于尘烟。然而，往事不当如烟，匆匆消逝。我们努力追忆，而后追念，进而追思。历史如镜，回视往昔的同时，更在观照未来，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百年河医人秉承“厚德博学 济世佑民”的精神，代代相传，赋予我们寻梦的责任与勇气，去坚定地追寻正义、真理，追寻理想与希望！